新中国成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祖国开始和平建设，海外学子纷纷响应祖国号召，收拾行装飘洋过海，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回国——当年成了海外华侨青少年的一股浪潮！
少年的梦
父亲是缅甸仰光华侨中学（简称华中）教师，我们全家住在校园里，该校创立于1921年。1941年冬天，日寇南侵，第二年初即攻入缅甸，华中校舍被英军借作贮粮仓库，学生颠簸离散。英军消极抗日，节节撤退，校区被英军纵火焚烧，壮丽巍峨的校舍，顿时化为灰烬，只留下操场及破残的钟楼。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它的残余势力在这里依然很嚣张，他们经常到进步学校捣乱，殴打学校师生，1951年6月，公然杀害华中董事长曾顺续。国民党特务这种卑劣无耻的暴行，激起了缅甸广大群众及华侨各界人士的愤怒抗议。全缅学生联合会代表全缅甸学生致信慰问我们，强烈谴责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同时要求有关当局采取严厉的措施，防止此等罪行再度发生，并制裁凶犯。社会上发生的的这些事，以及国内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开始触动我们小小的心灵。把我们从懵懂的状态中摇醒。朝鲜战争时期，华中的师生发起了和平签名运动。全校师生深入街头巷尾，广泛动员签名，把签名书交到中国大使馆，表达华侨支持抗美援朝的决心，还在各地街头巷尾和剧场作演讲及开演唱会，很多侨胞为抗美援朝捐助了金钱及物资，不少师生回国，参加抗美援朝。
学生时代爱看小说。那时对外国小说很感兴趣。《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一长串名字，父名、夫名、姓氏等等，搞得我稀里糊涂。但是里面故事情节向我打开了新天地。《牛虻》的主人公亚瑟在17岁时，明白了上帝只不过是一樽榔头就可以敲烂的泥塑，“上帝不是慈悲的，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经历人生坎坷，我仍然是个无神论者，可能跟这本小说有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警句一直在激励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中国小说看过一些，对巴金的小说觉得又厚又长，如激流三部曲，得花好多天，看过后，心里像是淤塞着一团棉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喜欢艾芜的《南行记》，它有一种从困境中挣扎的振奋。也爱看香港出版的边区文艺丛书，像《虾球传》、《李家庄的变迁》、《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等等，这些书向我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眼前出现了一座光辉灿烂的灯塔。
这座灯塔，就是革命圣地延安。
少年的幻梦随着课外书阅读的增多，内容丰富的幻想也不断变化。那时候，我们读高尔基的《海燕》，希望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歌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我们多么想奔向那个地方，去接受战斗的洗礼，去寻找我们的梦，去过一种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廻然不同的，另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
进入高中，我的语文是学校里的尖子。由于编黑板报有效果，缅华学生联合会吸收我为《人民报》学生副刊编辑，我的作文经常见报。1949年初有一些学生回国参军、升学，他们的来信反映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刊登在报上，很能鼓舞人心。我们把各校同学作文收集起来交到报社。配合时事宣传，我写了《春风吹到亚非洲》等稿件；也模仿鲁迅，写过几篇杂文，这使我的作文大有长进。
告别仰光
初中毕业，我想回国，父母认为太小。高中以后哪里去？同学们相互倾吐心情。去英文学校？幼稚的我们，认为去英文学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都没有这个想法。毕业
1955年，高中毕业。过了泼水节，我就向同学们告别。同学们送来各种礼品，有的还在华文报上登广告祝福。妈妈准备了一箱衣服，一再叮呤嘱咐……
四月底的那天清晨，同学们开来小车准备送我到飞机场。华中九文台校园里，空气寂寂静静，草木郁郁葱葱，寄宿生大都回山芭去了。华中，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相依相伴，我就要离你去远航。小妹妹还在熟睡，在茅草屋前，大弟大妹呆滞的目光看著我，父亲母亲向同学们交代着什么。汽车开了，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我那颗兴奋的心突然罩上一层阴影，好像失落了什么，有点酸酸的感觉。再见吧，妈妈! 再见了，亲爱的父亲，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坚韧挺立的钟楼！再见吧，金光闪烁的大金塔!再见吧第二故乡——仰光!
祖国我回家了
罗湖和深圳，只隔一条小河，时值春深，水不很多，河不很宽，桥不很长，用木头搭建，没有栏杆。火车一停下，旅客就扛着行李，蜂涌地向桥那边奔跑。同行的郭金贞和我，两个都有行李，自己拖不动，好在她在香港的朋友已经安排人送我们过去。
从九龙走近罗湖桥头，蓝天下飘扬着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眼，望着望着，眼睛模糊了起来，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在心中高喊：“祖国．我回来了!”
桥那面，有专门的海关检查站。高高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呵！这就是祖国，我们日盼夜盼的新中国！军帽下露出短发的女兵，英姿飒爽，协助穿灰色制服的女干部在维持检查站秩序；帽徽上嵌着五角星，扎着绑腿，荷着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在近处站岗。看到我们是学生，检查马马虎虎。
深圳，不过是边境上一个小小农村，只有几间茅舍，阡陌交错，不远处还有水牛在田野啮草，轻闲地甩着尾巴。太阳暖暖，空气清新。深圳，您好！祖国的早晨，您好！在仰光，我读过《虾球传》，读过艾青的战斗诗歌，今天，我亲临这战斗的土地，解放了的土地，我多么高兴。
祖国，我们回来了！一步之隔，我们就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世界。
在火车上，我们打开窗户，大口地呼吸清新的气息，贪婪地观看向后流动的田野山川，我对着地图，将前后车站名称核对、牢记。
那时，武汉没有长江大桥，乘客都需要在武昌下车。踩着辛亥革命起义的土地，我们来到久已向往的扬子江边，乘轮渡过江。看着浩淼江水，感叹浩瀚长江不舍昼夜，扬子江源远流长，人民受压迫的时代，随着滔滔江水流向大海一去不复返。
到北京那天，正是
到阜城门外的华侨补校，听说天安门联欢的队伍已经走了，我们顾不上吃饭，放下行李就去撵队伍。公交车早已停驶，跟随蓝色的人群，沿阜外大街进城。从华侨补校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找到了补校学生围成的小圈子。联欢会上的焰火，集体歌舞的音乐，使我们这些首次从国外到北京的年轻人，足足兴奋了两个星期。我写了家书回去，仰光《人民报》以《五一节日到北京》为题刊登出来。
矿院春梦
两个月的补习，转眼就过，高考时间到了。
回国后，发现祖国百废待兴，现在最需要的是工业战线的建设人才。工业不发达，农业就不能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实现机械化生产，农业不发展“作家”吃什么？地质、采矿、运输是基础工业，急需技术人才。回国的愿望既然是建设祖国，当然要报考这些专业。三个专业，三种志愿，六所学校。最后填的是“服从分配”，所以，考完我并不操心录取到哪个学校。抓紧时间游览名胜古迹，最远到了八达岭长城。
录取通知书用挂号信寄到华侨补习学校，是“北京矿业学院”。
矿院是为祖国煤炭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进大门第一眼看到的是：“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一行大标语。
对我们这些“未来的工程师”们，学习不仅免费，还管饭，教材费也不收。学生食堂8人一桌，四菜一汤的伙食标准是12.5元/人。父亲在国外教书，收入有限不会给我寄钱，我的助学金每月4元。那时，最便宜的水果是西红柿，1毛钱可装1面盆。
未来的工程师们学习紧张有序。学生宿舍8人一间，公用卫生间在走廊里。每天早上6时起床，我还担任宿舍的体育小组长，每天早上把同宿舍的同学喊起来做早操；一年级有体育课，毕业前必须通过劳卫制测试标准。早晚课余活动，项目自选，在操场上锻炼的人群一拨又一拨，风雪无阻，即使在闲暇自由的假期，操场上照样有学生在锻炼。冬天长跑有考核，自己记在墙上，北京市历届春节环城长跑冠军就在我们班。1958年，我跟着他环北京城跑了一圈——不是最后一名，后面还有两人。我们锻炼身体的目标是：“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当年的北矿获得首都高校体育锻炼先进集体称号，有“矿业体院”的绰号。健全的体魄，锻炼的习惯，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有耐心、有毅力，能承受各种磨难。
大一的生活很新鲜，也很吃力。仰光的华侨学校没设置立体几何课程，所以画法几何学起来就非常困难，只好把周末的电影舞会变成在教室里绘图。奇怪的是诗社活动却有时间参加。在诗社活动中，我结识了不少班外、系外的同学，扩大交友面，给学习生活加进了润滑剂，消除政治活动带来的某些不快。在相册中有一张照片，我题字：“诗社三杰”(费开林、芦义茂、陈中煌)成了挥之不去的怀念。
第一次见到下雪，南方来的同学都很兴奋，打雪仗、堆雪人就成了我们的一项娱乐活动。春节，除了调干生，其他同学很少回家。餐厅里的美味佳肴又增加了品种，每天晚上都有电影或舞会。晚会后踩着积雪回到温暖的宿舍，听屋里的暖气吱吱作响，第二天早上起来，写了《妈妈在茅屋旁》寄回仰光。妈妈是文盲，爸爸念完又让弟弟念，念一遍掉一次眼泪。
大学生活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考试。同学们在中学里习惯了笔试，进大学的第一次期考，却是口试。我写了《第一次口试》寄回仰光，表达我对校园生活的适应。
大学一年级的地质实习是到北京军庄，面对雄壮的大自然我们学会了地质队员之歌：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风暴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丰富的宝藏。
是那天上的星……
一天傍晚，路过校园的小树林，听到这首熟悉的曲子，循声寻去，是两位女同学在拉手风琴。已经是北京矿院采矿专业大二的我，毕业之后要为祖国开发矿产；实习期间，也有过背起行装，攀上山峰，享受山谷之风的经历。所以，听到这首歌的琴声，感到非常亲切。歌词奋发向上，曲调铿锵有力，音色明快简洁。以歌会友，她们是测54 的陈姐与徐姐，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以致多年之后误把“地质队员之歌”当作“测量队员之歌”
噩梦醒来再追梦
五年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党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毫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来到内蒙（30年后才知道，班干部把我定位“内控人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头一年，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新建单位纷纷下马。父亲通过统战部门的关系要把我调到浙江去，我舍不得离开祖国需要的矿山，在办手续前自己变卦了。四年里趟过呼市矿院、桌资山煤校、乌达煤矿、平庄煤矿、连云港矿山院等五个单位。1965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落脚在青海盐湖研究所从事盐湖开采技术研究。
在北矿历经肃反、反右。向党交心活动中，家庭、个人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不料，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寻找反革命，逼我交代回国动机，在盐湖研究所的群众集会上，深挖阶级敌人打老虎，捆起我的双手。我的家庭，历史背景早已写在档案里，要说是“老虎”，也是只死的，但人家不相信，抄家两次查到一封越南大使馆的回函。1965年抗美援越时期，我给越南大使馆寄去一个月的工资，人家回了一封感谢信，就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连朴实的穿着，也成了“敌人的伪装”——因为对比在缅甸的毕业照、送别照，反差太大。
那两年，我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上班的任务就是写检查。在青藏高原大雪纷繁季节，当革命群众在办公室讨论怎样“打死老虎”的时候，我溜到楼顶上遥望南山，真想向前多走几步，让自己融进雪域的蓝天白云之中，是母亲的无助身影，遮住了愠恨的目光；是寒风里的雪花吹醒了我的头脑；是北京矿院五年培养出来的坚毅性格，阻挠了恍惚的脚步。
这段经历，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里有了深刻的注释：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逝去可爱，秉性难移，历经艰险，痴心不改。期望华夏繁荣昌盛的痴心不改；期望中华再次崛起的痴心不改。文革中期，在“利用、改造”的政策下，我们顶着责难和苛求，全身心地投入科学试验，在青海察尔汗盐湖，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卤石采矿设备，该项目成为格尔木百万吨钾肥厂的技术储备，从而获得1976年科技大会奖，小组全体人员都得到奖励，有的提称职，有的加工资，只有我除外。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支部书记在科室会议公开说：“别人的案可以翻，马越民的案子是铁板钉钉，翻不了……”
政治歧视环境中，与他人难以沟通。1979年我调到西安。新的工作环境，加上接到了平反通知书，心理创伤开始愈合。我很快适应了另一种业务，在平凡的岗位上干一些平凡的事。得到测55级校友周嘉佑(原北矿诗社社长)的技术支持，我应用大地测量技术，在西安硅酸盐厂里，只用地上的几个固定点，就能验收新模板，检测旧模具，不需购置昂贵的检测仪器，提高了产品质量。在西安食品机械厂，我参与了和面机的设计，该产品获得商业部的优秀产品证书。
1984年，开始在“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第二次上学，我把学到的新知识应用在新华橡胶厂的技术改造中。例如：为消除传统行业的傻大黑粗形象，自制提升、运输设备，既美观大方，又节约能源及材料，运转近廿年没发生过设备事故。
在技术干部开始得到重视的新形势下，我受企业党组织委托，组建了新华橡胶总厂科技协会，担任秘书长。科技协会团结全厂科技人员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而努力。成立第二年，获“西安市科技协会先进集体”称号，我个人也获得1989年“西安市科技协会先进组织工作者”的荣誉。科协成立第三年，组织了建厂三十年来的首次科技论文发布会，主编20万字的科技论文集；克服困难，促成科技人员出国进修为提高科技人员技术理论水平做出努力。
拨乱反正之后，海外关系不再是污点，我有机会参与侨联的组织建设，团结全市建材行业的归侨、侨眷，为消除文革后遗症做出努力，被西安市政府授予西安地区归侨，侨眷先进分子称号(1981年11月)。1989年5月，在省侨联支持下，我发起建立陕西省缅甸归侨联谊会，开展“送温暖活动”，促使缅甸归侨团结一心。建会21年来，被选为1、2、4、5届的理事长。平日为归侨、侨眷排忧解难；节日上门慰问；每年的年会活动，体现了侨心的向党，热爱祖国的精神。1994年2月，联谊会被评为“陕西为八五计划，十年规划做贡献”的先进集体，我个人也获得“先进组织工作者”称号。
1985年，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成了一名民民主党派成员。经过多年的组织活动，我认识到，我虽不是民建领导也不是政协委员，但不能辱没民建成员的光荣称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政党作为政党也应该有历史使命感，自觉地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认真做好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社会办实事、自身建设等各方面工作，除做好本职工作外，也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事务。
退休之后，我继续参政议政，给历史车轮加一滴油。参政党参政议政是否有用，这个问题要看用什么样标准来衡量，如果用国外一些国会里面会拳脚相加来衡量，在我们大陆还没有发生这末尖锐。参政要参加到施政之前，而不是事后诸葛亮；议政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是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每年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应该认识到，推动社会前进不是一个人能办的，但起码，我给历史前进的车轮加了一滴油，薪低不敢忘国、位卑仍然忧民。进入古稀之年，我更感生命之可贵，要尽可能地继续做一些社会公益工作，我的座右铭是：“生命不息，贡献不止”、“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人愉快，我快乐”！
经历半个世纪，北矿成长起来了，变成了矿大，矿大的学习环境、教学设施较之北矿时代上了几个台阶。我相信小师弟、小师妹们比我有出息，会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新时代的社会大环境，束缚人性的框框少了，相互宽容多了，猜忌心态少了，理解心理多了。而我，作为矿大的老学子，爱国为国的痴心永不改。
【作者简介】：马越民，男，1937年5月生，浙江海盐人，露55－2班，高级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工作五年、青海高原工作近十五年。开发察尔汗光卤石时参与研制的开采设备获我国首届科技大会奖。79年后在西安建材、食品机械、橡胶制造行业担任产品设计、车间改造及设备维护工作。89年组建西安橡胶总厂科技协会，任秘书长，主编20万字论文集，获西安市科技协会先进组织工作者称号。陕西省缅甸归侨联谊会一、二、四届理事长，94年获省侨联《八五计划、十年规划》作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