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53年5月归国，1957年6月在天津汇文中学高中毕业，7月考入北京矿业学院机械系机设57-2班。1959年9月至1962年9月在北京矿业学院党委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随后又回到机械系学习，直到196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后先后调到江苏省泰州市电焊条厂、广东省煤炭工业研究所、中国图书进出口广州公司工作，直到1997年9月退休。从中学到退休这44年来，我经历了三次难忘的机遇。
天津汇文中学是我成长的摇篮，老师和同学是我进步的指路人。在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经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逐步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祖国，从而热爱祖国，进一步树立为建设祖国而学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53年9月到了汇文中学初三(3)班，我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去。班主
升高中考试结束后的暑假里，我积极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担任一些社会工作，接触的学生干部、同学
进入大学第二年初，即五八年春，我报名参加了北京矿院摄影学会。在安排分工的会务会上，大家都争着报采访组，可以外出采访。我却主动报暗房组，引起会长彭应禄的注意。我把暗房工作做得有条有理，非常出色，从未出现差错，会长认为我是信得过难得的人。他经常带领我外出采访，教会我摄影技术，还带我进城采购摄影器材和暗房用药材等。我们俩成了知心朋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彭应禄是院党委宣传部分管摄影学会的干部。1959年，党委宣传部决定成立对外通讯报道组，负责对外宣传报道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和学生在厂矿劳动实习和文体活动情况等。通讯报道组需增加专职干部，彭应禄推荐我。当时我正读大学三年级，这样半路出来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彭带我到主管宣传工作的院党委副书记魏明家里个别谈话。我对魏说，归国读书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现在组织把我调出从事宣传工作也是党的需要。魏见我决心这么大就批准了。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院党委领导和院行政领导，以及党委机关和院行政机关的干部，认识各个系的党政领导、各个院级行政部门的党政领导，以及一些教研组的领导。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经常背着照相机和闪光灯，出现在全院的师生教职员工大会上，去采访各个单位的先进人物，甚至还到全院党员代表大会上，以及院党委常委会采访。像我这样的干部，在当时在学校里为数极少，我受到了难得的、严格的锻炼。
使我最难忘的是1958年国庆节后，国家体委在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前夕，贺龙副总理要接见我院主管体育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魏明同志。魏带着彭应禄和我去见贺老总。贺老总看了我们编辑出版的《矿院体育画册》，赞扬我们学院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好，并同我们合影留念。1958年北京矿业学院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体育红旗学院”。
矿院摄影学会和对外通讯报道组工作均由彭应禄和我主管，除了为院刊提供新闻照片外，还担负着对外报道的任务，报道学校组织的重要活动，比如1959年春天矿院师生热烈庆祝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我们拍摄了同学们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我们将这些新闻照片连夜送往新华总社，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社都采用了。北京矿院的新闻不时在首都的媒体上亮相，知名度较高。我还担任了《中国青年报》和《侨务报》的特约通讯员。出来工作这些年，使自己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思想上也得到了锤炼，变得更坚定、更成熟。
1970年底我心甘情愿地由北京市调到江苏省泰州市(县级)，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调到县级泰州电焊条厂工作。在这里遇上了我终生难忘的第三次机遇。
早在汇文中学时期，我就听老师说过，苏北是我党老根据地，周总理以及我党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都是苏北人。苏北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爱人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搬迁到江苏泰州市，要贯彻“6.26”指示，她要经常下乡，要求我调到泰州来照顾孩子。我就决定由部属的第一设计院调进地方国营的泰州电焊条厂。该厂全厂只有210人，生产设备很落后，生产过程以手工为主，工人劳动强度大，主要车间涂料车间及其所属的配粉搅拌组，到处可以见粉尘飞扬，对工人健康伤害严重，即使远离车间的办公室的桌面，也不时有粉尘。
工人们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学机械的大学毕业生，都来找我，希望我早日把他们从粉尘中解放出来，从笨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工厂党政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人代表把我叫到厂长办公室，要我为厂领导分担工厂技术革新的责任，在短期内改变工厂现状。当时自己压力挺大，毕业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工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从未搞过什么设计，更甭说这种动真格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最大的顾虑是自己有海外关系，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正值1973年～1976年间，是“四人帮”反右倾翻案风最猖狂的时候。搞不好就要革自己的命，说我“破坏”生产，会给家里爱人和两个孩子带来难以想像的灾难。领导的殷切期望和那几位老人诚恳急切的心愿，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使我久久不得平静。这又是一次更具挑战性的机遇。前两次自己还是个学生，毫无牵挂，时代也不同。厂领导知道我有顾虑就严肃地说：“陈技术员，我们知道你很爱国。帮助我们厂搞好技术革命，把生产搞上去就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希望你大胆地干，做出成绩是你的功劳。失败了，我们来负责。请你相信。”
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工人师傅的深厚阶级感情，促使我抛弃个人得失，厂里那些在数九寒冬光着膀子从事笨重劳动的拔丝工人，那些夏天满头大汗戴着厚厚口罩的配粉工人，在等待着我。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和他们相比，自己太渺小，太惭愧。第二天，我就把办公桌搬到车间，整理好有关资料，边制订方案边设计，深入车间倾听工人师傅的意见和要求，还到过上海牡丹江天津等地电焊条厂，参观取经。三年内我先后设计研制成单臂吊车两台，连续拔丝机三组，两条电焊条自动烘焙炉生产自动线，以及“TH-DGC型电焊条自动配粉装置”。这些科技项目先后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江苏省优秀科技成果奖，有的还被第一机械工业部评定为全国同行业同类设备样板。上述科技项目的投产使用，使工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过程实现机械化、自动化。连续拔丝机实现了焊条铁丝由原来的住复单拔丝变为连续拔丝。冬天工人不再光膀子流大汗，搬运200多斤重的铁丝.。他们穿着棉袄只需按动电钮操作，提高工效5倍以上。配粉装置的投入使用，配粉组的工人抛弃了原来的笨重手工操作，改用机械绞龙输送粉剂，配置光电开关控制，实现机电一体化，自动和手动集中控制操作，大大减轻劳动强度，工人在房间里操作，不再接触粉尘。电焊条自动烘焙炉生产自动线的投产使用，改变了传统的电焊条烘干手工操作、烧煤球、低效的烘焙方法。实现了机械链条传送，自动流水烘干与焊条涂压形成一条龙，提高工效10倍多。节约燃料25%，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数量也翻番。工厂实现了文明生产。1975年底第一机械工业部在泰州市电焊条厂召开“全国电焊条国家标准鉴定会”。时任泰州市委书记汪洋同志说，这是泰州市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之后，主持设计研制的“电焊条自动烘焙炉生产自动线”获江苏省1978年科学大会表扬奖，1982年江苏省科学技术优秀成果奖。主持设计研制的“TH-DGC型电焊条自动配粉装置”，1982年由一机部评定为全国同行业同类设备样板，并获1983年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由此，自己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红旗手等。事迹被收入《中国出版人名辞典》、《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广东卷》、《广东高级专家大辞典》、以及《中华陈氏通鉴》（当代名人卷）等。
我从1970～1978年在泰州市工作的8年间，是自己一生中业绩最好的时期，我实现了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时立下的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服务的豪言壮语。当时正值祖国命运处于生死攸关之际，我不顾自己有海外关系和家庭出身不好，胸怀祖国，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急生产所急，想工人所想。不失时机，大胆承担了工厂的技术革新重任，积极主动与工人相结合，带病参加劳动，克服重重困难，只花了不到3年时间，完成了一般大厂需5-6年才能完成的科技项目。
【作者简历】：陈炳怀：男，1937年9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53年归国。汉族，广东台山人。北京矿业学院机57－2班，1959年9月参加工作。1979年后转入科技情报与出版业，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编辑室主任、编辑出版部主任、副编审，为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首任总编辑，享有选题终审权。是出版公司对外(港、台)签订出版合同的首席法人代表。退休于中国图书进出口广州公司。著有《地方煤矿经营管理典型调研报告》和《地方煤矿小型机械化情报资料汇编》。1982年分别获煤炭工业部颁发的煤炭科技情报优秀成果三等奖和表扬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